若照此原则仍不足以保护公共利益的，则由法院裁量分配证明责任。
例如，意大利宪法授权政府针对特别有必要而且紧急的情况，制定法令。武装力量是法定的战争、内乱等传统紧急事件的治理主体。
[65]1866年美国的米利根案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种理论模式。[53] 其中，调适模式和惯常模式，与洛贝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理论内涵保持一致，而调适模式的理论源流和结论，几乎与宪法专政完全相同。1866年之后，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判例。除非是为克服危机所绝对必要，不能采取任何专政体制、不得侵犯任何权利、不得改变任何常规程序。在这类国家，紧急权力的地位永远高于法律，既可以利用法律的形式，也可以超出法律径自运行。
我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乏。目前能够问责所有领导干部的唯一规范，是2009年7月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颁行的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》第5条：对群体性、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，导致事态恶化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。常态下政府的权力即足以应对危机。
[25]阿奎那：《阿奎那政治著作选》，马清槐译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，第124页。[85]法律法规中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，主要出现于戒严法、突发事件应对法、人民警察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、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等，规定的紧急权力体现为现场性的强制措施。只不过，这种模式是分散在各个地域的，没有集中在一个最高权威那里。[23]在实践中，紧急权力还会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行使。
这9个国家中的8个国家：阿根廷、哥伦比亚、秘鲁、叙利亚、泰国、土耳其、乌拉圭、扎伊尔(现易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)，当时都是清一色的权威主义国家，紧急状态的持续期间多数都在二十年以上。而且，例外法模式会造成常态与非常态体制的衔接不充分或断裂，这一缺陷在我国已经表现出来，如应急预案的性质、效力及其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问题。
[21]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下，紧急权力和紧急状态法律规范在全世界广为流传。(三)惯常模式 这一模式捍卫法律的绝对性，认为法律足以应对紧急事件，不需要紧急权力，常态法律就是紧急权力法律。[45]前引[42]，Carl Schmitt书，序言。调适模式在未来应当成为我国主流的紧急权力制度模式。
[18]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美国。据有关专家研究，当一起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，一级政府等待其上级政府下指示后再行动的效率，比其启动应急预案再行动的效率相差300多倍。公元前44年元老院通过的安东尼法正式废除了该制度。[75]除了这一极端事例以外，拉丁美洲、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时常发生这种现象。
内战结束后的1866年，他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状。1912年12月16日，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戒严法正式公布。
[66] 惯常模式的观点，自从被戴维斯法官阐发以后，曾被认为是极富勇气的、最高法院最伟大的学说之一、捍卫美国公民自由的壁垒之一等等。注释: [1]Oren Gross and Fionnuala NíAoláin, Law in Times of Crisis: Emergency Pow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,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6，pp.5-6. [2]Mark Neocleous, From Martial Law to the War on Terror, 10New Crim. L. R.489，507.(2007). [3]陈新民：《宪法学释论》，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，第473页以下。
当战争、动乱等造成的紧急情形发生时，元老院可以发布命令，号召执政官(有时也包括裁判官和护民官)宣告iustitium。[2]这些奇特的现象产生了下述基本问题：作为一种内在矛盾的产物，紧急权力法是如何大规模兴起的？这种法律的理论基础何在？具有哪些类型模式？不同类型的紧急权力法各有哪些优缺点？ 紧急权力法在中国也经历了形态各异的发展历程。1714年英国议会制定的暴乱法，是近代以来最早的一部知名紧急权力法律。最主要的有：《森林防火条例》(1988年施行)、传染病防治法(1989年施行)、《防汛条例》(1991年施行)、《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(1993年施行)、《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》(1995年施行)、《国防交通条例》(1995年施行)、食品卫生法(1995年施行)、戒严法(1996年施行)、动物防疫法(1997年通过)、防震减灾法(1998年施行)、防洪法(1998年施行)等等。在我国，能够行使紧急权力的，还包括很多党的领导干部，而法律问责的主体只限于政府工作人员。[42]Carl Schmitt, Die Diktatur: von den Anf?ngen des modernen Souver?tsgedankens bis zum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, 7. Aufl.，Berlin: Duncker and Humblot, 2006. [43]Gabriel L. Negretto and Jose Antonio Aguilar Rivera, Liberalismand Emergency Powers in Latin America: Reflections on Carl Schmitt and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, 21Cardozo L. Rev 1797，1813-1814(2000). [44]制宪权最初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西耶斯提出。
美国南北战争、一战、二战和冷战的事实也表明，棘轮效应并未出现。例如，很多宪法、单行法都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紧急事件。
专政展现了紧急权力接受法律规训的制度类型，但是古罗马共和时期还存在另一类紧急权力完全排斥法律的制度：中止一般执法活动(iustitium)。[62](4)紧急状态是有限的，期满自动终结，如果需要延长，必须经过民主代议机构的批准或授权。
1989年，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于勒·洛贝，提出了三种解决法律与必要之间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：绝对主义、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。这种特别授权必须来自联邦宪法或国会依照宪法所通过之法律。
这两种模式存在很多紧急权力法律，但是在紧急权力法律组合中，紧急权力地位高于法律。从字面上看，宪法建立的紧急权力所应对的紧急事件仅限于战争和内乱。(2)紧急权力不能由其行使者擅自启用，必须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。作者简介：孟涛，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基础法教研中心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发表时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。
[60] 紧急权力虽然能产生上述三种效果，但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，服务于民主法治原则的最高目的。(三)现代：紧急权力、紧急状态法律在全球的勃兴 20世纪以来，伴随经济危机、劳资冲突等新型紧急事件的出现，传统的戒严法或围困状态法由于其军事统治色彩浓厚、仅限于应对战争和内乱、强制力度过大、公众较为反感等因素，逐渐退出民主法治深入发展的现代国家。
[31] 继洛克之后，一些美国总统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。从长远来看，由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性质，以及其自身具备的优点，政治动员模式在重特大紧急事件的治理上仍然发挥主导作用，例如2008年我国举全国之力应对汶川大地震。
在某些场合会变得完全独裁的强势政府，只能有一个目的：捍卫国家的独立、维持既存的宪政秩序、保障人民的政治和社会自由。与下文的权威专政模式相比，政治动员模式受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支配，最终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，并且如果人民选择依法治国，那么政治动员就应该转化为法治动员的形式。
当紧急事件来临时，常态法律不必做任何变动。[37][英]韦农·波格丹诺主编：《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》，邓正来等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671页以下。一切其他的宪法法规的效力均来源于这种政治意志的决断。3.例外问责 紧急事件的发生、严重后果的出现，会导致承担紧急治理职责的主体被问责。
近代以后，古老的必要在实践中演化为法律的渊源之一，化身为公法的必要性原则、刑法和民法中的紧急避险以及戒严法的渊源。它由执行权所掌握：在有些政府中，制定法律的权力不是经常存在的，而且对于执行所需的快速来说，它的成员过于众多，因此它的行动也过于缓慢。
在1974年11月至1982年6月期间，以色列制定了204部紧急规章，以应对劳工纠纷和经济事件。综合而言，调适模式在中国的兴起主要有如下表现： 1.紧急权力法律制度逐渐建立 1982年宪法正式建立了国家紧急权力制度。
围困状态解除后，军事法庭立即撤销，即决案件不再审判，审理中的案件移送普通法院。[48]1942年，宪法专政理论的集大成者罗斯托以《宪法专政：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》的论文，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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